回首2024，改革是高频词。新华社刚刚评出2024 年国内十大新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启改革新篇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入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七个聚焦”：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聚焦提高人民生活质量，聚焦建设美丽中国，聚焦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聚焦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全会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坚持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做到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2024，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就发生在人民身边……

  ▲2024年6月26日，广西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胜镇第二小学学生在老师指导下练习多耶舞蹈动作。新华社记者李尕摄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会提出，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近年来，重庆积极地推进“创新基层人大会议制度，打造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单元”改革，让全过程人民民主扎根“烟火深处”

  “多亏了‘一号信箱’，帮我们解决了每天出门都担心的事！”家住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街道文化七村50号5栋的居民殷莉的线户业主中许多人的心声。

  原来，该楼栋的电梯已投入到正常的使用中近20年，频繁出现故障。更令业主们烦恼的是，这栋楼的大修基金并未涵盖电梯更新项目。如果更新电梯，每户业主至少要分摊几千元，因此，部分业主宁愿冒险使用电梯也不肯出资。

  于是，该楼栋的部分业主来到了离家不远的谢家湾民主村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站，向区人大代表杨纲反映了这一情况，希望能够通过实践站的“一号信箱”机制帮助解决问题。

  所谓“一号信箱”，位于民主村的入口处。一面红色的形象墙上，贴着几张老邮票和一个大信封，旁边设置了一个绿色的信箱，十分引人注目。不少游客都在此拍照打卡。

  “一号信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70多年前。民主村的前身是重庆建设机床厂的配套家属区，“一号信箱”是专门用于通信的信箱。多年来，老职工、居民用其传信息、表心愿、提建议，有习惯更有情感。

  九龙坡区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主任向俊介绍，2021年，民主村片区启动城市更新。实施过程中，九龙坡区人大常委会决定在此建设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站，让居民得以更全面、更广泛地参与城市规划、设计、建设、运营。在部分党员的提议下，“一号信箱”被保留下来，发挥人大代表及时沟通联系群众、居民反映问题诉求的纽带作用。

  “‘一号信箱’不仅是一个线下投递点，更是一种工作机制，并不拘泥于联系群众的形式。居民有问题要反映，既可以扫二维码，线上一键投递，也可以向社区网格员进行反映，网格员作为社区民情的‘邮递员’，会将收集到的问题汇总整理并投递到‘一号信箱’。此外，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站内的区人大代表也会经常到群众中走访调研，成为移动的‘一号信箱’。”向俊说。

  “高层建筑电梯超期带病运行，给居民出行安全带来非常大隐患，要尽快解决！”杨纲到文化七村实地调研后，立即将情况反映到九龙坡区人大常委会和谢家湾街道办事处。随后，该楼栋居民、居委会、物业公司、特殊行业协会、安全生产监督部门、电梯维保公司等在民主实践站内召开议事会，讨论了电梯更新事宜。

  要解决电梯更新的问题，离不开“谁出钱、出多少、如何出”的问题。尽管议事会召开后，多方均表态支持，一些费用也实现了减免，但几十万元的更新费用依旧不是小数目，许多业主仍感到压力较大。

  为此，在杨纲的建议和带领下，该楼栋的部分业主、社区居委会成立了临时议事小组，公开透明开展工作。议事小组邀请该楼栋所有业主召开了7次议事会，共同想办法、攻难题、做工作，并依据政府出台的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确定了电梯更新费用的分摊办法。经过多轮议事并与电梯公司商讨，电梯更新费用由20元/平方米降至10.80元/平方米，非常大程度上减轻了业主的压力。不到一周时间，就有超过八成业主支持这一方案，并积极缴纳了费用。

  “虽然大部分业主都同意了更新方案，但仍有20余户业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不愿缴费，致使电梯更新工作难度加大，差点被迫搁置。”杨纲表示。民生无小事，为了尽快推进，人大代表、楼栋议事业主和居委会工作人员又开始每户登门拜访交流，与他们拉家常、讲道理，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使缴费率达到97%。

  今年8月，该楼栋电梯更新工作顺利完成。在推动电梯更新过程中，人大代表通过公开透明的方式，带领业主议事小组开展工作，激发了居民参与议事的热情，不仅提高了居民议事主动性，增强居民的认同感，也大幅度的降低了电梯更新的成本，让广大业主节约了费用。

  截至目前，实践站“一号信箱”已累计收到片区党员群众提出的建议上千条，不少已得到妥善解决。

  “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站点，各级人大代表不但可以听取群众反馈的意见和建议，还能够最终靠站点吹哨、部门报到的机制，邀请相关部门到实践站点共同为群众处理问题。”向俊说。

  九龙坡区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站只是重庆打造特色“基层单元”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发挥代表作用有效服务群众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重庆在全市范围内积极地推进“创新基层人大会议制度，打造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单元”改革工作，深入推动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区县人大“年中会议制”、乡镇人大“季会制”、区县乡镇“年度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等多项改革，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

  同时，迭代升级代表之家站点、建好基层立法联系点，汇集民意、集思广益，推动解决民生问题，使人定职能和代表履职常态化直达基层末梢，以改革激发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单元新活力，让链接基层、赋能治理、助推发展的动能更加充沛。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基层治理出现了诸多新课题。为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近年来，重庆市创新基层人大会议制度，在全市范围内探索推行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搭建街道收集民意新平台，推动社区居民有序参与基层治理，打造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单元，有效破解群众参与监督街道事务管理渠道受限、民意反映“断层”等问题。

  “老水厂建于20世纪80年代，目前已经闲置20多年了，为何不好好利用起来？”“依斗门打造得这么漂亮，这么多闲置门面，看着好可惜啊！”今年2月，在奉节县夔门街道第一届议事代表会议第三次会议上，宝塔坪社区议事代表就盘活依斗门沿线闲置资产一事踊跃发言。

  原来，在夔门街道依托夔州古城历史建筑打造的依斗门旅游一条街上，有一处闲置面积达1.2万平方米的宝塔坪老水厂厂房。这里地理位置优越，正对面就是4A级景区夔州博物馆，如何让老水厂“焕新”成了议事代表们的讨论关键。

  “老水厂在旅游黄金地段，如果改造成综合性餐厅怎么样？”议事代表吴怡韵率先提议。“这么大的面积除了餐厅还可以搞住宿，楼下吃饭，楼上住人，空地停车不是很好吗？”另一位代表魏清万进行了补充。“既然是搞旅游，我看还能增加儿童游乐场，空地除了停车还可以规划羽毛球场等，这样吸引力就强了。”

  在议事代表们的建议下，老水厂“蝶变计划”逐渐清晰：先办好餐厅，划出停车位，挣了钱继续发展住宿，最后升级为集“吃住行游购娱”为一体的综合旅游服务中心，带动依斗门旅游一条街的整体发展。

  会后，夔门街道立即组织县人大代表和议事代表成立了专题调研组，议事代表深入当地考验查证，由街道专人负责宝塔坪水厂项目前期招商服务和后期项目落地服务，形成集项目信息、洽谈、签约、审核、开工建设以及正式投产运营于一体的闭环式管理模式。经过议事代表和街道工作人员的多方努力，老水厂成功对外出租，还拥有了新名字“岁月山庄”。

  今年4月30日，岁月山庄开始试营业，吸引了不少周边旅客前往就餐打卡。吴怡韵、魏清万等议事代表还有另外一个使命，就是当好“店小二”，实时跟踪梳理山庄经营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并主动为企业送上政策宣讲服务。

  如今，闲置的厂房成了餐厅，厂房公共区域建好了游乐场，厂房办公室改成了客房，还新建了停车场，变成了集餐饮、娱乐、休闲为一体的综合性农家乐，新增就业岗位超30个，国有资产综合利用年获利超50万元。

  “我们将闲置水厂租赁出去，现在慢慢的变成了炙手可热的农家乐。这为盘活国有资产开了个好头，不仅让我们正真看到闲置资产的增值潜力，也增强了社区的自我‘造血’功能。”宝塔坪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宋仕奎说。

  据介绍，奉节县推行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以来，该县4个街道共选举产生215名街道议事代表，累计入户走访群众3100余户，收集群众意见263条，提交涵盖老旧小区改造、城市提升等民生建议68项，协助办成水池建设、电梯加装、污水管网更换等民生实事27件，在强化基层民主、广泛联系群众，推动地方发展等方面，充分的发挥了代表议事作用。

  今年4月，家住重庆市北碚区朝阳街道牌坊湾社区的居民胡中英出门散步时惊喜地发现，岩湾69号小区门口出现了一条崭新的过街斑马线，出行安全更有保障了。

  这得益于辖区街道议事代表杜焱收集到的“过马路难”诉求，新增设的斑马线，大大方便了居民的日常出行。这是朝阳街道议事代表回应民声的生动缩影。

  “小区北门门口没有过街通道，出门去买菜、接小孩、逛公园的时候很不方便。”议事代表杜焱在收集群众的意见建议时，社区居民陈英华反映的出行问题道出了许多居民的心声。

  杜焱了解到居民的这一需求后，将此情况梳理形成意见建议，在街道议事代表会议上提出，朝阳街道人大工委梳理形成建议交办单，相关科室协调区交巡警支队、交巡警一大队、城管支队等有关部门多次实地勘察，对道路交互与通行状况等综合考量后，在岩湾69号小区门口增设了斑马线。

  通过新设的斑马线，居民买菜、遛弯、购物后返回小区都变得相当方便，不再需要绕远路。走在新增设斑马线上的胡中英赞不绝口：“我们小区很多住户都是中老年人，腿脚不方便，没想到在街道代表议事会议上反映没多久，问题就得到解决，不仅方便多了，也安全了不少。”

  “我们坚持以基层智治体系为依托，以服务辖区居民为主线，打造‘代表进网格，议事上平台’的居民议事专栏，更直接地听取意见建议，架起民意‘连心桥’，畅通为民服务‘最后一米’，不断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是街道议事代表会的应有之义。”朝阳街道人大工委主任骆海波表示。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奉节县羊市场镇主干道两旁的75盏路灯悄然亮起，造型新颖、美观大方的新式路灯犹如闪亮的星星，镶嵌在乡村的夜空中，灯光倾洒，照亮了干净整洁的道路，也照亮了群众的幸福生活。

  “真是太好了，家门口的路灯又亮了，晚上可以完全放心出门了。”羊市镇渔灯社区居民杨小容开心地说。

  对于羊市镇的群众来说，场镇上“失明”多年的路灯重新亮了起来，多年来悬在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这件民生实事能成，得益于“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在基层人大落地生根，通过一张张选票，实现群众的需求与政府的行动精准对接，将民生工程建在了群众心坎上。

  在“打造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单元”过程中，重庆还推行年度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实现区县乡镇两级全覆盖。这项制度是在广泛征求人民群众意见建议的基础上，提出年度民生实事候选项目，经人大代表在人代会上以投票方式决定正式项目，交由政府及有关方面组织实施，并接受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监督的工作制度。

  “场镇路灯年久失修、线路老化，很多都不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不能拖，请尽快解决！”“部分路灯还出现了破损倾斜现象，影响了大家出行！”2023年10月初，在人大代表接访日活动中，渔灯社区部分居民向当地人大代表反映。

  自2016年以来，场镇共安装了52盏路灯，但由于线路老化、照明设备年久失修，导致场镇路灯几乎全部“失明”。部分路灯出现破损倾斜现象，给群众出行带来安全风险隐患。为此，群众对该路段安装路灯有着急切期望。

  为尽快解决群众烦心事，羊市镇人大主席团组织部分人大代表和村镇建设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进行调研论证，实地走访了解群众所需所盼。在全面征集群众意见的基础上，镇政府还邀请县城市管理局等县级部门从专业的角度对项目成熟度、可行性做综合研判。

  2023年11月初，场镇路灯亮化项目按程序提请镇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票决，获得代表一致通过，并向社会公告。同月底，场镇路灯亮化项目被镇人大代表票决确定为羊市镇2023年度民生实事项目。

  票决出民生实事只是程序上完成项目确定，但要真正落地见效，必须发挥好人大的监督作用。为此，羊市镇成立由镇人大主席团成员、镇纪委、镇人大代表、相关站所室、村民代表组成的“民生实事票决专项监督小组”，组织小组成员开展现场监督、集中视察等10余次，对项目实施程序和质量开展专项检查4次，针对有一定的问题提出整改要求和建议，督促政府和项目责任单位注重项目质量，确保项目顺利开展。在人大代表的持续跟踪督办下，今年1月，75盏太阳能路灯已经全部点亮，惠及群众5000余人。

  “路灯更新后，晚上出门散步的人变多了，人大代表联系群众、反映民声、汇聚民意的作用进一步显现！”羊市镇镇长王超表示。

  人大监督不仅要重视当年，更要保证后续。羊市镇人大主席团还会于年底或次年年初的人代会上听取和审议政府上一年度民生实事项目完成情况报告，同时组织代表对民生实事项目实施情况做满意度测评，测评结果向社会公布，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在票决的每个环节，我们人大代表都去参加了，这也体现了政府决策和群众需求的精准对接和高度融合，进一步激发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及人大代表履职的积极性和责任感。”奉节县人大代表、羊市小学教师朱章国表示。

  “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利用代表之家站点等履职平台，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建议，确保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实事项目选得好、定得准，推动‘群众想什么’和‘政府干什么’精准衔接、高度融合。”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代表联络处处长郑家明介绍，截至目前，全市37个区县、704个乡镇、232个街道分别票决607件、3731件、1716件民生实事项目，解决了一大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2月18日晚，奉节县羊市镇兴安社区村民汪正友的院子里热闹不已。数十位群众与人大代表围成一个圈，坐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讨论着兴安社区正在施工建设的高标准农田相关问题。

  “上次开会大家提到的农田田坎过高易垮塌的问题，我们与项目方协商后，已完成了整改。看看这次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兴安社区党支部书记冉和平说。

  “等项目建好后，希望人大代表多向党委政府提建议，引进企业做好规模化种植，让我们老百姓实实在在增加收入！”村民们踊跃发言的同时，坐在他们中间的人大代表认真聆听发言，不断记下要点。

  近年来，羊市镇创新开展“人大代表联络点+羊市夜话”工作模式，组织人大代表、党员干部、村社乡贤、网格员等利用群众晚饭后闲散时间，与群众零距离接触、面对面交谈，收集村情民意，倾听群众诉求，建立问题清单，化群众“小院坝”为代表“联络点”。

  “本次夜话大家提到的田改出来后增加不了收入的担心，我们会马上向党委政府反映，马上多方招商引资引进企业，实行规模化种植，这也是我们整改农田的目的！”群众发完言后，奉节县人大代表、羊市镇人大主席叶洪兵表示。

  截至目前，羊市镇累计开展“羊市夜线余场次，有效解决了群众反映的路灯不亮、道路破损、环境卫生差等问题22个，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蔬菜大棚、长滩河河堤整治、路灯亮化等4个重点项目建设落地，收集社情民意80余条，调解矛盾纠纷11起。

  “‘羊市夜话’将代表工作的‘触角’延伸至‘8小时’之外，代表与群众同坐一条板凳，围绕热点话题和急难愁盼问题进行热烈讨论，让社情民意收集在家门、解决在一线，切实提升人大代表履职的质量和实效。”叶洪兵表示。

  在重庆，各具特色的基层民主单元正搭建起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大舞台”，为超大城市基层治理注入新的活力。

  在九龙坡区民主村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站，定期围绕一个基层治理的主题，组织驻站人大代表、居民代表、部门代表、企业代表、人大智库专家等开展“民主茶桌”活动，大家围坐一桌，共饮一杯茶、共商一件事，在平等、轻松的氛围中一起探讨基层治理的良方。

  在“民主茶桌”上，民主村居民彭其碧向区人大代表建议，在民主村城市更新中要妥善保护好村内的上百棵老黄桷树。李应德跟着彭其碧在民主村查看树情后，提交了代表建议，民主村的二期更新方案也加入了“黄桷树下民主村”的设计理念。

  “在‘民主茶桌’上，群众代表能和各个部门的代表坐一桌，直接向他们反映问题和意见并得到答复，这种形式非常好。”彭其碧说。

  基层单元虽“小”，在赋能基层治理方面，却大有施展拳脚的舞台，迸发出朝气蓬勃的“大气象”。

  基层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如今，一个个有辨识度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单元，正在巴渝大地上“全面开花”，成为广泛汇聚民意吸纳民智、常态化服务人民群众的平台载体，为代表履职和联系服务群众注入了新的动力，把人大代表的履职活动延伸到群众“家门口”。

  作为大城市带大农村的超大城市，重庆在此项改革实践中注重发挥顶层设计的推动作用，创新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路径、平台载体，充分的发挥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治理中的效能，以“小平台”“小单元”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大场景”，以基层民主制度活力推进城乡基层治理现代化。

  这一改革注重发挥人大制度优势，将人大代表作用发挥嵌入基层治理体系，同时聚焦民生主题，找到人大监督的着力点、代表参与的关注点、群众欢迎的落脚点。重庆正谋划通过高质量深化打造一批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特色基层单元，推动群众参与基层治理渠道不断拓宽，一大批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选好定准办实，持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基层民主单元辨识度逐渐显现，进一步凝聚起推动区域发展的强大合力。

  随着2025年新的交易周期的开启，港股市场迎来了ETF（交易所交易基金）的投资热潮。本篇报道将探讨这一趋势的背景、当前情况及未来可能的影响，为投资者提供深入的分析与实用的投资建议。

  在过去的一年中，港股市场经历了波动剧烈的周期，尽管面临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特别是中美贸易关系的紧张和国内经济复苏的步履维艰，但ETF投资的增长却为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根据港交所的数据，2024年，港股ETF的总资产规模达到了历史上最新的记录，超过3000亿港元。投资的人对分散投资和低费用结构的青睐，使得ETF成为了一个理想的投资工具。

  ETF的流行不仅反映了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变化，也与市场对科技股和医疗保健股的关注加剧紧密关联。尤其是科技股，在2024年受益于数字化转型浪潮，行情稳定上升，其中一些领先企业激励了投资者的积极性。而医疗保健股在疫情后不仅恢复了基本面，还由于政策扶持和人口老龄化等因素，发展的潜在能力巨大，吸引了大量资金流入。

  从行业的角度来看，ETF的流行推动了旧有投资方式的变革，传统投资股票的人与新兴的被动投资者紧密交织，市场结构正在悄然发生明显的变化。慢慢的变多的投资者开始选择通过ETF进行资产配置，以期降低个股风险和市场波动的影响。通过ETF，投资者不但可以速成多个行业的多样化投资组合，还能获得更高的流动性和透明度。

  然而，尽管ETF为投资者带来了诸多便利，潜在的风险依然不容低估。尤其是在市场波动性加大的情况下，ETF的价格有极大几率会出现折价和溢价，这对投入资产的人的收益造成影响。此外，过度集中于科技和医疗行业的ETF可能会引起投资覆盖面的局限性，缺乏对别的行业潜在投资机会的关注。投资的人要制定合理的投资策略，保持适度的风险控制与资产配置。

  未来，随着更多创新型ETF的推出及监管政策的完善，港股市场的投资环境将愈加成熟。ETF的多样化不仅包括市场指数型ETF，还涵盖了主题投资和智能Beta策略，这将进一步促进港股投资的创新和收益的提升。需要我们来关注的是，根据未来的市场预测，中美关系的走向以及全球经济复苏的速度将直接影响港股市场的表现，而这一切都将与ETF的流行趋势产生密切关联。

  综上所述，港股市场的ETF投资热潮不仅展示了市场的活力与投资者的智慧，同时也展现了市场环境变迁下的机会与挑战。对于希望参与这一趋势的投资者而言，尽早制定一套包含风险控制和收益预期的投资组合，将是未来成功的重要保障。当然，本文提供的信息仅供参考，投入资金的人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应考虑自身的财务情况及风险承担接受的能力。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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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将公会中介下直播经济的组织运作模式概括为情感“家”工厂。公会是运用“家”逻辑组织和管理主播的代理中介。一方面，公会以“家族”的名义重塑了主播的劳动者主体性，激发了她们的情感联系、集体认同、创业精神；另一方面，公会以“家人”的名义对主播施行家长制管理，合理化了对女主播的隐私侵犯、言语辱骂、道德控制。同时，“家”的话语为女主播对粉丝的情感操纵提供了行动框架和正当化手段。

  深冬的夜晚，在M公会二楼那个没有窗户的小直播间里，我穿着露肚脐的衣服对着摄像头扭腰。因为和隔壁的凡凡共用一台小空调，我冻得发抖，她热得要命。此时一楼的运营哥哥照例给供奉的财神上香，香火的气味弥漫到楼上的8个直播间里。凌晨两点，主播们下楼聚在一起吃外卖，运营逐个查看主播手机，给“粉丝大哥”发信息。我和小雪在直播间打地铺睡到凌晨四点，继续上播。

  这是笔者（本文第一作者）在2022年11月做秀场女主播时所经历的场景。直播公会连结了我、凡凡和小雪，以及无数进城务工女性的生命轨道。在笔者所调研的华东新一线城市，慢慢的变多的女性因传统制造业裁员而在直播公会相遇，把公会当成她们在他乡的“家”。主播们同吃同住的姐妹情谊、公会运营者与主播之间的配合帮助，在某一些程度上成为女主播情感支持的来源；同时，公会运营者对女主播的家长式管理又呈现出冷酷专横的一面。直播公会与主播之间不仅是利益共同体，还表现出情感共同体的特征，其中的矛盾让笔者困惑：直播公会作为“家”的意识形态是如何生成的？究竟该怎么样理解直播公会的组织和运营模式？

  直播公会（下文简称“公会”）是伴随泛娱乐直播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行业组织，是MCN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全国28000多家MCN机构中，有超过60%是规模小于100人的中小型机构。目前在直播行业“降本增效”的环境下，像M公会这样低成本运营的小型公会的数目慢慢的变多，它们在直播平台上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家族。公会是在主播的情感劳动与平台经济之间建立组织机制的中介者，并在劳动组织过程中按照平台的商业化目的和自身利益诉求，生成了一种“家”的意识形态。“家”的意识形态深深植根于中国民间传统文化土壤，最终在主播和看播的互动中，形成了特征鲜明的中国式直播文化。

  网络直播平台作为提供亲密社交服务的数字化基础设施，依赖主播情感劳动所建立的亲密关系，获得打赏和广告提成。随网络直播商业化程度的加深，海量用户参与形成了显著的网络效应，但用户表达诉求与平台赢利目标、内容合规之间一直存在冲突（范·戴克，2018：4-10）。一方面，非专业主播的内容生产没办法保证平台劳动力的稳定供给和内容规范性，平台产生了劳动管理的需求；另一方面，主播面临激烈的可见性竞争，需要借助精细化运营来维系粉丝关系。在此背景下，公会应运而生。既有研究大多将公会视作连结平台和主播的第三方机构（翟秀凤，2021），西方学者对MCN机构的定位是处于数字文化产业的生产者和消费的人之间的商业化中介（Lobato，2016），更多沿用了布尔迪厄（2015）的“中介”概念。公会一方面作为平台的代理者承担主播的招募、孵化、管理工作，另一方面与主播形成利益共同体（叶韦明，金一丹，2021），提供直播劳动所必需的场地、设备、培训指导。在探讨平台、公会、主播的关系时，学者所持视角不同，观点也存在争议。张一璇（2021）揭示了主播情感劳动的三层劳动空间，从线上表演到线下维系“人设”是两层劳动空间，劳动力再生产是第三层的非劳动空间，公会仅仅参与劳动空间中的“人设”打造。公会作为主播身体和思想的规训者（Xiaoxing，Z. et al.，2019），配合平台实现隐蔽的劳动控制（徐林枫，张恒宇，2019）。持产业经济视角的学者将平台、公会与主播视作利益共同体，认为公会并非外界认为的“水太深”，而是主播的“娘家人”（刘亭亭，杨小兵，2022），是指导主播操纵欲望的行业专家（Tingting，L. et al.，2021）。也有学者关注到公会如何通过特定组织形式的建构和运作获得权威，大型公会和小型公会分别采取层级化管理和情感整合的控制策略（张亦瑄，2023），认为公会权威来自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对主播台前幕后的直接监控，导致主播丧失经济主体性。

  总体而言，以往研究多将公会视作平台和主播之间的中介组织，以利益取向将公会判定为主播的合作者或剥削者一方。虽然提出了丰富的洞见，但仍存在言犹未尽之处。秉持公会和主播是风险共担、互利共赢关系观点的学者，只是看到了主体之间凭借各自优势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却并未呈现两者弥合利益冲突的过程机制。而将公会划归到资本一方的学者重点探讨的是公会作为管理者怎么来实现劳动控制，参照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控制的思想，比如采用布洛维的同意制造理论，虽然能够解释主播如何在“赶工”的外在压力下提高生产效率，但却忽视了主播“自为”的主体性如何被建构的问题。主播不仅是“自在”的主体，也是“自为”的主体，即，主播不只是抽象劳动时间的提供者，还能够像资本一样不断投资自身的主体能力（比如情感能力），最终成为自我增殖的主体。换言之，既有研究将女主播的主体性视作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压抑和否定的对象，这是服务于“人类解放”的主体性，但在数字媒体生产和消费的语境下，还存在另一种服务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主体性，有学者称后者的建构过程为劳动者的“重新主体化”（夏莹，牛子牛，2021）。当代数字劳工研究对“服务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劳动者主体性何以可能”的关注还存在不足（夏冰青，2020），因此，西方学者Duffy（2017）关注社会化媒体经济如何塑造时尚博主的创业精神，使博主的主体性更好地服务于资本增殖。国内对于网络主播主体性塑造的研究还停留在对外部规训的分析，比如将“情商”视为贯穿主播劳动过程的管理话语（郑广怀，范一杰等，2020），但“情商”话语只是浅表的行为管控，并未触及主播的深感情感。因此，本研究试图从劳动者主体性建构的视角切入，将公会-主播的关系不仅把握为劳动控制的“主-客”关系，而且把握为“主-主”关系，探讨这种主体间性对主播的认知、行为的影响，以及如何与资本价值增殖实现共谋。

  本文将公会视作塑造女主播劳动主体性的中介。中介这个概念具有中间人和意识形态建构的双层含义。其一，公会是直播平台与主播之间的中间人，负责主播劳动的组织、管理，为平台输送稳定的劳动力。本文关注的是以劳动力增量和精细化运营为主要盈利模式的小型公会。与大型公会或MCN机构有所区别，小型公会对小主播更加重视，对主播进行“陪伴式”运营，更类似于情感生产的“小作坊”，具有“创业者团体”的性质。而大型公会相对重视头部主播，对待新人主播持“散养”态度，多为完成平台拉新任务。泛娱乐直播以秀场直播最具代表性，女性主播占绝大多数。女主播的劳动内容主要是通过在线表演为观众提供情绪价值，将自我的情感资源作为商品进行出售（董晨宇，2021）。亲密关系的生产充满不确定性，主播个人难以维系，公会通过承诺底薪、培训指导、集中管理降低了主播劳动过程的不确定性，所以腰部主播对公会非常依赖。其二，公会在培训、指导主播以及日常管理和交流中重塑了主播的劳动主体性，“家”是公会所使用的话语框架，它一方面为主播对粉丝/“大哥”的情感操纵提供行动指南和正当化手段，另一方面也为公会在劳动中介过程中谋取利益、对主播施行家长式管理确立了话语工具。家的话语在平台、主播、看播和公会的关系互动中被不断强化，成为一种服务于情感劳动的意识形态，也是一种中国情境下独特的直播文化。

  “家”是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重要伦理资源。众多人类学家的研究已经证明，家的观念和实践，对于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马林诺夫斯基（1927/2022：2）曾经这样赞美中国家庭组织：“家，特别是宗教的一方面，曾是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强有力的源泉。”即使经历了急剧的社会变迁，传统的父系大家长制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依然保留至今。中国民间传统文化中的家强调“纵向”的延续性，即“光宗耀祖，传宗接代”。相对于西方以夫妇关系为主轴的“家庭”团体，中国传统家庭是以父子关系为主轴的“小家族”（费孝通，2012：64）。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家并没有严格的团体界限，成员可以沿亲属差序向外扩大，构成所谓的“社会圈子”（费孝通，2012：51）。根据父系亲属原则所组成的社群，在人类学中被称为“氏族”。家族是在家庭基础上推出来的，是为了弥补夫妻团体在性、家务、生育之外的经济功能的不足。因此，中国的家也是一个事业组织，在强调情感的同时也讲求效率，注重纪律，便出现了家法，要求夫妇之间相敬、亲子间讲究负责和服从等。麻国庆（1999）认为，中国传统民间社会把家的制度“拟制”到行会、秘密结社的组织运行中，并通过血缘、地缘发展壮大，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本特点。“拟制”的意思是将一群在血缘上没关系的人们，用与家相类似的关系来设定他们之间的关系。

  在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的分工体系中，家被建构为具有规范意义的私人领域，成为人类躲避市场理性的避风港，代表着只允许局内人进入的后台领域（蓝佩嘉，2011：34）。但是公会的“家”兼具生产和再生产的空间属性。主播在“前后台”的劳动是维系“家族”利益的重要一环，公会透过关切主播的需求，表达对于“家庭”成员的关怀，通过公会赛等集体行动建立“家庭”成员的情感联系和集体认同。主播的生存困境在“家”的拟制关系中得以摆脱，内心生长出自我增殖的欲望，将情感能力投入到劳动过程中，最终，服务于资本价值增殖的主体性得以再生产。中国直播经济的组织逻辑存在一种“家族化”的趋势，家族既是直播平台组织管理主播的最小单元，也是维系直播经济的文化手段。目前，以YY直播为代表的泛娱乐直播平台已形成了平台-公会-主播-看播的稳定生态结构。平台提供了“家族”运行的技术要件，如家族管理后台、主播主页徽章、徽章购买系统、公会升级体系，营造出家族竞争的游戏化氛围，以“家族荣誉”的名义组织连麦比赛。公会的组织运作强化了“家族”意识形态。主播和看播以“家人”相称，在刻意制造的困境中，组成“荣辱与共”的家。接下来，本文将从平台、公会、主播、看播所形成的多重关系切入，围绕家族、家庭、家长制三个层面，探讨女主播的主体性如何在关系中被塑造，以及女主播在拟制的“家”中所做出的调适与叛逃。

  2022年11月至12月，笔者签约华东某新一线城市的直播公会M，从事了1个月的夜场直播活动，时间为每晚8点至早8点，期间与公会主播同吃同住，结识公会老板、老板娘（前酷狗平台头部主播）、运营3名、全职主播7名（见表1），经历培训、团建、公会赛、粉丝纠纷等事件。以此为契机，线谈多名主播、看播，直到本文写作的2023年，笔者仍在追踪主播去向及公会发展状况。同时，笔者于2023年10月线谈了大型MCN机构X直播公会的运营人员，通过头部与腰部公会的对比，了解国内公会的整体情况。此外，笔者还曾于2021年加入花椒语音直播公会，对娱乐直播的细致划分领域进行过调研；从豆瓣小组招募43名“直播深度用户”进行深度访谈；并自2019年起持续跟踪访谈斗鱼平台的颜值区主播（女性为主）。整体看来，本文采用的经验材料，以M公会的参与式观察及访谈资料为主，所获得的信息覆盖酷狗、斗鱼、抖音、花椒、映客等直播平台。

  M公会成立于2022年6月，截至2023年9月共有172名主播先后入职，线名，流动性极大。M公会所在地密集分布着富士康等电子制造厂，疫情过后企业大规模裁员，许多女工失业后加入直播公会，暂时缓解了她们的就业焦虑。长三角核心区域制造业发达，聚集着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裁员潮”客观上推动制造业劳动力向直播产业外溢，近些年该地区涌现许多中小型直播公会，在昆山、太仓还出现了泛娱乐的“直播小镇”。

  最早的直播公会脱胎于在线游戏玩家自组织团体，从一开始便具有“帮派、血盟”的亲缘和趣缘属性。2005年，9158（天鸽互娱）公司创建多人视频聊天室，这是秀场直播的雏形，用户自发组成公会。随着YY等直播平台的兴起，一些有经济实力的用户组建直播公会，许多知名公会的创始人最初是直播平台的“神豪”（指一掷千金打赏主播并积累到很高等级的人），为“捧红”某位主播而创建公会。泛娱乐直播平台在商业模式的布局和技术架构上都将家族作为重要构成，不仅创建公会管理后台，还通过分成体系、话语符号向外界传递对公会有利的信号。公会完成拉新任务可以直接获得现金奖励，平台将主播流水的特殊的比例返给公会，作为“创收基金”。公会可以凭借平台返还的现金流，以底薪承诺吸引主播加入。各大网络招聘平台上随处可见“高薪招主播，不限学历不限专业”的信息，公会普遍给出“6000~7000”的保底工资，这对于迫切地需要找到生计的失业女工来说，是很大的诱惑。比如，M公会招聘时承诺6000~8000元底薪加提成，月收入18000~30000元。但实际要求每月出勤至少26天，满200小时奖励100元，请假一次倒扣50元，旷工罚款300元，因此主播拿不到底薪的情况很普遍。M公会中与笔者同期的女主播大多是刚刚被制造厂裁员的打工妹，她们被公会的招聘信息吸引，认为加入公会至少能解决温饱问题，因为公会承诺每月给工资，还无偿提供宿舍。从宏观的角度，这些女性在当地劳动力市场中的选择机会很少，待业之后只能做服务员之类的“辛苦活”，她们的经济资源、经验资源、社会支持资源不仅非常稀缺，而且处于流失当中（黄盈盈，潘绥铭，2003）。

  “家族”的意识形态激发了主播的创业梦想。公会的内部组织架构是一个拟制的家族创业者集群，主播在集体配合表演的环境下操纵粉丝的情感，运营实时在后台指导主播营造“刷点”（指直播间观众情绪被主播带动，非常有利于主播索要打赏的时刻）。主播在直播过程中需要密切关注直播软件界面的私信、公会微信群里的指令，在关键时刻向其他主播发送连麦邀请，互帮互助地“掏空大哥的仓库”。在整个平台范围内，不同“家族”的运营人员自发建立了人数庞大的“互助群”，其功能是在各家主播的“大哥”在场时，配合上演“家族混战”的戏码。“家族混战”的模式在虚拟礼物经济中根深蒂固，因为能激发观众的归属感和参与感，从而转化成打赏（Zhang，2014）。总之，公会的重要功能是在培训、包装、立人设、推广上充当“行业专家”，向主播传授“如何鉴别有钱‘大哥’”、“如何撩骚”之类的默会知识，这些知识被镶嵌在主播的劳动实践中，激励主播积极主动地投入有抱负的劳动中（Duffy，2017：4）。

  “家族”的配合帮助女主播快速突破“性的自我防卫圈”。女主播使用公会传授的知识来回应粉丝的暧昧请求，对于性别的信念被重新塑造。相较于之前所从事的工作，秀场直播的独特性在于要先突破“性的自我防卫圈”，这一点类似于性工作者（黄盈盈，潘绥铭，2003）。女主播在后台也需要应对大量带有性骚扰意味的私信，诸如“宝贝”、“媳妇”、“亲爱的”等称呼，以及“约炮”、“包养”、“”之类的要求，这些言论仅限于私聊的情境，在直播间的公共空间将被屏蔽，所以女主播的工作具备隐秘的“软色情”特征。虽然不同阶层男性的性别气质有所差异，但多是受到和窥视欲的驱动而停留在直播间（Zuo，2018），这些欲望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公会塑造和操纵的。女主播首先要冲破性方面的心理防线，“家族”的文化环境降低了女主播的心理成本，一方面传递“笑贫不笑娼”的价值观念，将“傍大哥”树立为共同目标，让主播产生“家族使命感”；另一方面，在主播遇上问题时充当坚实的后盾，为主播“排忧解难”。女主播渐渐地将性意义上的信号释放与主播职业发展的可能性联系起来，实现对暧昧关系的“脱敏”。比如，主播A5同时应对了多个“老公”，她为这些“老公”分配了语音聊天的时间段。公会成为女主播安全感的来源，让她们不再恐惧与陌生异性建立亲密关系。比如主播A2接受了深夜粉丝的外卖，她对笔者说“地址写公会就行，不会出事”。

  “家族”作为平台上的生产单位让主播产生归属感。中国民间传统文化中的家族强调个人的存在不是以个人为目的，而是为了家族的存在与延续，强调以家族为中心的团体意识。公会将家族的精神内核挪用在对主播的组织管理中，在表征符号、审美风格、竞赛节点上讲求整体的统一性，强调“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同侪关系。同一“家族”的主播的昵称都带有统一前缀，如酷狗头部MCN江南公会的主播昵称中都带有“VS”。“家族徽章”也是主播身份的象征，拥有徽章的主播在算法系统中更容易匹配到来自专业主播的连麦。M公会每月底组织公会赛，当天所有主播都要按照提前安排好的顺序进行PK，不能接受随机连麦邀请，赛后组织团建聚餐，在全体成员的见证下，给打赏最高的主播发红包。这种集体赛事强化了主播的“家族意识”。Lu和Wang（2022）曾分析快手平台上的“818家族”的组织架构。在快手尚未建立公会体系的时期，“818家族”是围绕某一位网红主播形成的以师徒和亲属关系为纽带的商业团体，“磕头拜师”所体现的“报恩”思想非常符合传统中国的文化基调。当“818家族”因商业垄断被快手平台限流之后，快手开始扶持公会，平台取代超级网红成为主播背后的“大家长”（Petre et al.，2019），公会成为“代理家长”。无论是已经销声匿迹的“818家族”，还是“公会家族”，都是家的意识形态发挥组织功能的体现，直播平台的组织逻辑呈现家族化的特点，劳动者的主体性认知在家族的召唤下被再生产出来。

  如果“家族”的话语是在劳动过程中塑造主播的团体意识，那么公会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互动和直播间的关系生产，则是借由离散社群的连结而重塑了女主播对于“家庭”的观念。女主播在两个层面上拓展了“家庭”的边界。首先，她们为了外出务工而远离家乡，缺少社会支持网络，须依靠公会支持，以及运营在直播间的“蹲档”陪伴和关系运作。公会成员朝夕相处，以“自家人”相称，在某一些程度上成为女主播的“代理家人”。其次，女主播最重要的工作内容是对“大哥”进行情感抚慰和维持恋爱幻想的人设，她们在情感劳动的过程中，既要对粉丝/“大哥”投入情感，又要避免产生真正的情动（affect），而“家人”身份非常契合女主播的工作内容，直播间就像是由流动的社群组成的虚拟之家，女主播如同数字家庭主妇常驻家中（Tan et al.，2020），为虚拟家人提供情感抚慰，粉丝自愿赠予礼物打赏作为回报。“家人”并不只是一种话语工具，而且是女主播基于社交关系的感受而形成的内在情感，也是她们心理安全的需要。

  戈夫曼（1959/2018：21）在《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中用戏剧的比喻理论化日常人际互动。社会交往中的人们犹如演员，会根据不同的情境、观众来展演自我。这种展演受到时空限制，“前台”指的是有观众在场时的表演空间，“后台”是呈现前台不被接纳的行为的空间。“前后台”的概念很适合阐明女主播在不同社会空间中的角色切换和情境表演。Senft（2017）用“镜头女孩”描述在闺房中进行直播的女主播，她们的私密空间让观众获得真实感和亲密感。公会女主播线上和线下的直播间都受到监视，女主播的前后台角色切换是在权力斗争的场域中做出的调适和抵抗。公会是不被直播间观众看见的“后台”，但对于女主播来说，也是工作的“前台”。虽然公会提供给女主播一片屋顶作为“港湾”，但是也对主播实施了全面的监视，几乎剥夺了女主播的私人空间。比如，公会天天都会在下播后收缴主播的手机，查看主播当天的聊天记录，从中挖掘“潜在大哥”，维系已有的“大哥”。手机这一归属于私人的技术物，却成为权力控制的媒介，女主播与每一位“大哥”/“潜在大哥”的情感走向都会被追踪，还一定要按照公会设计的剧本推进。

  为此，女主播们尝试通过建立小群、私下联络粉丝的方式对抗监管。比如M公会的主播私下里建立了一个微信小群，经常在群里吐槽“大哥”的奇葩要求，分享一些关于公会老板的“八卦”，商量应对公会的抵抗策略。语言上的发泄具有了政治的意味，排解了她们在现实世界中缺乏社交的孤独感，更重要的是提供了情感上的支持。比如，A1曾经向笔者讲述了她坎坷的感情经历，以及因为做直播而与男友产生的矛盾。女主播们相互熟知彼此“大哥”的昵称，连麦时配合扮演“欺负”和“被欺负”的一方，达到刺激打赏的目的。M公会4位主播还曾经结伴约见了某位“大哥”，因为“大哥”提出见面作为继续打赏的条件。老板得知后扣除了涉事主播的底薪作为惩罚，因为主播绕过公会线下交易，不仅对主播人身安全造成威胁，还损害了“家族”的利益。公会强调“家族”的整体团结，禁止主播们形成自己的小团体。主播们在公会的社交空间中尽量表现得顺从，一旦回到宿舍，她们又变成无话不谈的姐妹。宿舍的“后台”是她们仅有的暂时忘记女主播身份的自主空间。有学者提出从社会关系建构性视角定义家庭（白凯，符国群，2013），将家庭视作一种社会关系建构的过程，并使得人际交往展现出家庭的特质。女主播之间的相处具备了家庭的情感连接功能，建构了一个心理意义上的归属之处。

  “家”的话语被延伸到主播与看播的日常互动中，并不断被强化。巴特勒曾指出，人通过身体展演来建构主体性，而话语符号起到规范身体展演的作用（何成洲，2022：25）。女主播在身体和话语行为的重复表演下，建构和再生产了一种“家人”的身份认同。女主播作为直播经济的生产者，不仅单向地传递情感能量，还会在直播互动中获得情感回报，在某一种意义上也在进行情感消费（胡鹏辉，2019）。在为了生计而熬时长的深夜，拥有直播间“家人”的陪伴让主播觉得“未来还有希望”：

  在最惨的时候，直播间里面只有一个人说话，过生日的时候都不开播，对直播这件事可见有多抗拒。8月份搬家播了一段时间，有几个粉丝坚持打榜，一天贡献1000分，就是100块，整整齐齐的1000分，维持着，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斗鱼主播MX，2020年6月访谈）

  用户明知道主播在进行情感表演，为何还心甘情愿地打赏？关于这一个问题，笔者结识的“大哥”QF给出了答案：我喜欢某个主播，因为她让我感觉自己被在乎。我们只有在繁星（即酷狗直播）上的关系才有意义，虚假和真实并不重要，现实世界比直播间复杂得多，这里更纯粹。（2022年12月12日访谈）看播追求的是在匿名化的社交空间中，找到能够理解、包容、支持自己的“那个人”，在虚拟空间中建立真实的情感连接，获得家人般的情感体验。有些看播“在现实世界中过得非常不如意”，看直播能让他们感觉到被治愈，甚至想要和主播发展成现实世界的恋人。但是，女主播极少会与粉丝发展成现实的恋人关系，因为这对主播来说意味着极大的风险。女主播通过建构一个虚拟的家来生产与看播的亲密关系，她们亲切地称呼直播间的粉丝为“家人”，在PK时使用“家人们，冲啊”这样子就能够激发团结感的语言。

  同时，“家人”的身份认同也会给看播和主播带来情绪困扰，出现道德性焦虑等问题。有些研究借鉴“微名人”的概念，认为社会化媒体让粉丝具有了操控“微名人”偶像的权力（Abidin，2018）。本文进一步发现，主播和看播都可能会作为共同生活的亲属对彼此实施影响和操控。比如，许多看播想要时刻得到女主播的关注，甚至会出现了过度依恋的情况。主播经常花费一整晚的时间安抚“大哥”情绪，A1称“就像哄小孩，可累人了”。而付出了情感劳动的女主播们一旦收获了“大哥”的青睐，便会产生亲密关系的占有欲，她们会使用软件小叮当进行“查房”，即查询“大哥”的跑骚情况。看到自己的“大哥”给别人刷礼物，就会感觉“心里不舒服”。主播在深度的情感表演中，会投入真实的情感，但这样会带来道德焦虑的情绪，“回礼”就为了缓解道德焦虑而出现的行为。主播A2的“大哥”是附近电子厂的年轻工人，他将5000元工资中的4000拿出来给她打赏，她说“这个人告诉我他‘仓库空了，心也空了’”。心怀愧疚的A2拿出了500块钱返还给了他。（2022年11月27日）虚拟家人的关系更类似于“线），是被软件中介的亲密关系，具有流动性、选择性、性别化的特点（孙萍，李宜桐，于小童，2023），也会让亲密关系的双方产生焦虑、空虚、矛盾等情绪。

  女主播在接受公会全方位支持的同时，也在承受家长式的管理，这种管理和父权家庭对子女的规训极为相似。公会老板作为“家族”的父权统治者，拥有制定奖惩规则的权力，在他的眼中，女主播可能会私自与粉丝见面，为公会带来利益损失或者制造不必要的麻烦，所以通过强调“家族利益至上”的意识，将对女主播进行的道德控制、隐私侵犯、言语辱骂、经济制裁合理化，以巩固家族长的统治地位。

  公会采取“连坐”的方式对女主播进行道德控制，其目的是提高女主播违反制度的心理成本，让其意识到一人犯错会株连全体。比如，禁止公会赛期间请假，如有违反则全体主播在扣除当日底薪的基础上罚款200元。公会运营称频繁请假的主播为“懒女人”，其危害几乎等同于“私会大哥”。女主播们相互之间会提前商量请假的时机，非必要不请假。斗鱼女主播GD表示，全职主播大多全年无休：“我一年就休息了5天，我不敢出去玩，老是牵挂直播间，想回来守着。”（2020年12月30日）

  言语辱骂也常常会出现在公会的日常管理中，主要是针对的是数据不佳和不服从管理的主播。虽然公会老板、老板娘以“自家人”的名义关心主播的工作和生活，但是却常常会暴露出他们的“阶级”优越感。比如，当公会老板训斥私会“大哥”的主播时，他说：“想要一步登天当老板娘，先要看看自己有没有那个本事。”运营人员每天都将主播当天获得的收益公布在“家族群”里，排名靠前的主播受到优待，排名靠后的主播则会被嘲讽。比如，运营B1当众讽刺主播A3的举止和长相：“我要是‘大哥’，见到你拉着一张脸，我也什么也不刷。还总在直播间跷二郎腿，吃东西的样子那么丑，长得像非洲平头哥。还有你何时不满嘴‘’，就能有大哥了。”“A7工资是你的五六倍，人家能吃好点，你让公司倒贴钱，只配吃泡面。”

  对于抵抗公会管理的主播，运营直接称其为“死女人”、“脑袋有问题”，让笔者“不要跟她们玩，会变蠢”。这种骂人文化在传统血汗工厂中非常普遍，有学者曾发现富士康军事化工厂体制中存在“人文化”，“”的意思是挨骂、受辱。高产能高指标下的人文化让富士康工人饱受身心摧残，自信心和价值感被摧毁，甚至失去活下去的希望（程平原，潘毅等，2011）。每天通宵熬夜本就对女主播的身体造成较大的损伤，再加上公会的语言羞辱，她们内心承受着较大的压力，积攒的情绪没发泄的出口。所以，公会主播一方面非常依赖公会，另一方面又渴望逃离。

  主播选择坚持的很大原因是想要拿回公会扣押的底薪。压底薪是公会常用的手段，先要求播完一个月，下个月再发放保底工资，如果这一个月内主播数据不好，公会便找很多理由不发钱，比如时长不够、请假等，结果超过半数的主播都被清退掉了，只留下“听话”的主播能拿到保底工资。公会自认为投入了成本，扣掉主播的底薪是理所应当的。公会自诩是主播的“家长”，认定女主播是无助的、没有能力抵抗风险的，强调公会是可以依靠的港湾，主播靠自己“没有出头之日”。实际上，公会确实掌握了一些地方资源，这种强大的人脉背景让主播不敢挑战“家长权威”：

  主播这样的一个东西培养就跟养孩子一样，那也确实是绝大多数主播是没有良心的。我给你投入了运营人力成本，还有资金成本，还有我每天坐在这儿，陪你直播，给你盯档，给你做数据分析，都是成本。你播上半年，翅膀硬了，觉得你自己能挣钱了，要单干。说白了，公司其实培养主播，就等于帮别人去养孩子。（M1，2023年10月15日）

  A7的“大哥”到xx、xx的公安局去报案，说A7和公会诈骗，我们当天晚上都叫好了人在公司等着（准备打架）。公安局领导的夫人是我们的“干姐姐”，最后销案了。现在的社会还是靠关系，单凭主播自己是熬不出头的。（M2，2023年1月10日）

  所以中国直播产业出现了很吊诡的现象：公会在招聘环节承诺高额底薪，吸引很多人与公会签约，但主播的收入并不会因此得到保障。公会利用“家”的意识形态，将原子化的主播聚合在一起，通过集中管理和培养，确保了平台劳动供给的稳定性。由于劳动关系不明确、法律缺位，导致直播公会成为家长制统治盛行的灰色地带。

  本文将公会中介下的直播经济组织运作模式概括为情感“家”工厂。直播公会是直播经济进行劳动组织管理的基本单元。一直以来，在西方平台劳动研究中，平台被视作重构劳动关系的数字中介（Doorn et al.，2017）。平台借助算法权力直接管理离散的劳动力，虽然强调劳动的灵活性、组织的自主性，但同时也造成了非正式就业者的不稳定性，让劳动者自己承担劳动力再生产的风险（Schor et al，2020），平台却占据了大量的无酬/少酬劳动所生产的价值。在中国的直播平台经济中，主播的劳动并非直接在平台的管控之下，而是经由公会的中介被组织起来，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主播情感劳动的中介化。公会并非只是平台劳动外包商，而是建构了主播进行主体性再生产的社会空间，这个空间中的成员在“家”的话语逻辑下建立社交关系，主播获得了家人般的情感支持，激发出家族的意识。同时，“家”的话语也为公会行使家长制管理提供了正当性和合法性，体现出组织和管理的逻辑。并且，“家”作为情感纽带连接了直播间的看播和主播，为主播操纵情感提供了行动指南。总之，中国直播经济的运作离不开“家”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具有虚假性，家被剥掉了温情的一面，更多地被赋予“工厂”的组织管理逻辑。

  情感“家”工厂的运作逻辑对女主播主体性的塑造是在平台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实现的。在平台经济的语境中，“家”体现了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的重叠。在女主播与看播的关系中，女主播像真正的家人一样，通过陪伴聊天倾听看播的烦恼忧愁，缓解他们在现实世界里的苦闷焦虑。看播通过赠送礼物表达对女主播的爱护，让礼物的流动具有了实践“亲属关系”的深层含义。在平台和公会的中介下，女主播和看播之间的社交关系被加速转变成生产关系，这种转变具有“社会工厂”概念的内涵，即生产性的活动从工厂转移到社会，从而启动一台复杂的资本机器（Negri，2005）。数字化的经济中的用户为文化生产贡献免费劳动（Terranova，2000），资本机器吸收的不再只是雇佣工人的劳动时间，而是将诸众的情感、知识等生命能量作为价值生产的原材料，资本体系成为吸收人们普遍智能的机器（张历君，2005），社会生产的目标已不再是固定形式的产品，而是被缠结在社会机器体系中的主体。

  我们将女主播的主体性视为两层：一层是承担劳动者自我解放的主体性，另一层是服务于资本生产方式的主体性。人类“天然的”主体性是倾向于限制欲望以减少劳动，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下，资本增殖的无止境欲望才会被注入劳动者的主体性之中（吴静，2022）。女主播所从事的数字亲密劳动在两种意义上具备生产性：一是促进用户数据生产和打赏，实现和积累剩余价值；二是促进劳动者自身的主体性再生产。斯迈思（1977/2021)认为，传播技术资本创造了管理受众观念意识的“意识产业”（consciousness industry），文化消费的人在欲望驱使下进入资本循环，成为资本的“雇佣劳工”（Manzerolle，2018）。如今，平台借助新的技术架构实现了对个体社会交往、情感表达的全面殖民（易前良，2019），催生有偿或免费的数字劳动，体现了资本对劳动者的“实质吸纳”。而本文进一步发现，平台资本对生产性用户的实质吸纳是通过组织中介过程实现的，因为自由的、原子化的用户并不直接产生剩余价值，只有通过代理机构的组织运作，才可能正真的保证符合资本增殖逻辑的主体性的持续再生产。在中国网络直播经济的案例中，“家”的意识形态被运用到秀场女主播的主体性塑造中，并主要借助公会的组织运作来实现。未来的研究有必要沿着Hutchinson（2021）所提出的“数字中介”概念，进一步探讨平台文化生产中的技术、代理机构、算法执行过程是怎么样共同发挥中介作用的，并关注中国现实语境下的平台化文化生产、用户劳动、组织管理之间的关联性（孙萍，2023）。

  （潘莹 易前良：《情感“家”工厂：直播公会与秀场女主播的主体性再生产》，2024年第4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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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建于1992年的中策橡胶，经过多年发展，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轮胎生产企业。作为行业领军者，中策橡胶近年来营收均超300亿元，2024年上半年，公司净利润就已达到了25.4亿元。

  如此规模即便放眼全球，中策橡胶也是前十强的存在。有着成熟的业务模式、稳定的经营业绩，规模较大且具有行业代表性的中策橡胶，符合主板的定位。

  根据招股说明书，中策橡胶主要是做全钢胎、半钢胎、斜交胎和车胎等轮胎产品的研产销，自成立以来就致力于为国内外消费的人提供高质量、高性能、绿色节能的多样化轮胎产品，是国内外销售顶级规模的轮胎制造企业之一。公司基本的产品包括全钢胎、半钢胎、斜交胎和车胎等四大类别，分别适用于不同车辆类型及道路情况，其中全钢胎（主要使用在于载重货车、长途客运车、工程机械车辆等）收入占比46%；半钢胎（主要使用在于轿车、SUV、商务车等乘用车）占比34.55%。

  中策橡胶拥有“朝阳”、“好运”、“威狮”、“全诺”、“雅度”、“金冠”、“WEST LAKE”、“GOODRIDE”、“CHAO YANG”、“TRAZANO”等多个国内外知名品牌，依托强大且完善的境内外立体营销网络体系，旗下轮胎产品覆盖了全国大部分省市，远销欧洲、北美洲、非洲、东南亚以及中东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向一汽解放、北汽福田、上汽通用、东风日产、吉利汽车、长安汽车、长城汽车、比亚迪汽车等多家知名整车厂商提供轮胎配套产品。

  中策橡胶也被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工信部两化融合试点示范企业，“朝阳”商标则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行业中，中策橡胶的地位斐然，在中国橡胶工业协会发布的“2024年度中国轮胎企业排行榜”中位列榜首，同时名列美国《轮胎商业》杂志《2024全球年度轮胎报告》评选的全球轮胎制造企业前十强。

  同期净利润分别为13.75亿元、12.25亿元、26.38亿元、25.4亿元；

  与玲珑轮胎(601966.SH)、赛轮轮胎（601058.SH）等国内大型轮胎企业相比，中策橡胶与主要竞争对手资产规模接近，但在生产及收入规模方面一马当先的优势明显；与米其林、普利司通、固特异等全球前三强轮胎企业相比，公司在资产规模及收入规模等方面尚有追赶空间。

  资料显示，中策橡胶最早设立于1992年，至今已在轮胎行业深耕数十年，积累了丰富的研发与生产经验，其诸多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 ，已融入大批量生产中，实现了产业化，属于成熟技术。而公司轮胎产品主要工艺环节也为行业成熟工艺。

  为提高产品质量与生产效率，中策橡胶投入不断，2021年至2024年上半年的研发费用分别为12.06亿元、12.56亿元、14.01亿元、7.11亿元，占据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3.94%、3.94%、3.97%、3.84%。和国内同行相比，也是排位靠前。

  根据招股说明书，中策橡胶如今员工逾1.7万人，其中技术人员就约2800人，占比16%左右。多年来，公司全面引进各项专业方面技术带头人，深度提升公司科研技术能力内功。公司积极与多所高校以及科研院所等机构联合开展“产、学、研”合作项目（与北京化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都有合作），通过引入外部人才，不断的提高并完善公司的研发体系和能力，形成了多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理论，并将其广泛地运用到高性能轮胎的研发中。

  近年来，中策橡胶自主研发了“315/70R22.5性能测试用标准测试轮胎”、“全钢丝子午无内重载卡车轮胎”、“全钢丝子午超级扁平化宽基载重拖车胎”、“低噪音轮胎系列”、 “超低滚阻轮胎”等较高技术上的含金量产品。公司还建有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省级企业研究院、石化行业创新平台轮胎设计与绿色制造产业技术创新中心、博士后工作站、院士工作站等多个创新平台。

  目前中策橡胶主要在研项目还有“全钢子午线轮胎异型子口关键技术开发及应用”、“高抗扭矩、高续航的电动轻卡全钢轮胎开发”、“超深花纹耐刺型工程轮胎的开发”、“新型合成橡胶应用技术开发(一期)”等，部分项目已试小批量生产。

  综合来看，中策橡胶属于业务模式成熟、经营业绩稳定、规模较大、具有行业代表性的优质企业，符合主板定位。

  2020年11月2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对外发布《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2021-2035年)》，规划提出，到2025年，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量达到汽车新车销售总量20%左右，高度无人驾驶汽车实现限定区域和特定场景商业化应用。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我国2023年新能源汽车市场占有率为31.6%，持续攀升。

  而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迅速发展以及新能源产业链在我国的全面落地，轮胎行业也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市场，中国轮胎企业可与海外轮胎企业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充分竞争。新能源汽车制造商相较于传统车企更追求性价比，整车降本压力大，在成本管控方面更为严格。国内轮胎行业龙头可发挥自身固有的性价比优势、服务优势，加强有关技术研发，深化与新能源汽车制造商的合作，强化新能源汽车的行业布局，进一步提升市占率。

  界面新闻注意到，中策橡胶的近年半钢胎的成长很快。2021年至2024年上半年销售数量分别4677.14万条、4920.13万条、6176.30万条和3315.50万条，销售金额分别为84.7亿元、92.42亿元、112.54亿元和63.78亿元，这正得益于公司紧抓新能源汽车发展机遇的能力。

  在招股说明书关于“未来战略措施”的内容里，中策橡胶也明确要“充分把握新兴的新能源汽车配套市场，以该领域为契机实现中策品牌对国际知名品牌的追赶和超越”。

  “智慧生产”也是中策橡胶着重打造的方向。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5G通信以及工业物联网等技术在国内工业领域的发展，传统制造业也需要拥抱现代化科技，而中策橡胶便是积极探索者和践行者。

  据悉，中策橡胶以数字化赋能企业“研、产、供、销”全产业链，与阿里云深度合作研发“中策-ET工业大脑系统”， 对公司在研发、生产、质检等产业链环节积累的大量信息数据通过大数据挖掘、 深度学习、云计算等新兴科学技术手段做多元化的分析，寻找最优参数推进，优化生产的基本工艺。

  比如在生产中，中策橡胶会应用“中策-ET工业大脑系统”来优化自身生产流程。该系统通过收集生产数据，包括但不限于投料、温度、压力、电力等，通过大数据云计算，建立决策树模型，对生产工艺进行建模分析，从而得出最优工艺参数。目前，“中策-ET工业大脑系统”已在中策橡胶生产的炼胶、压延以及压出环节均有应用。而中策橡胶的现代化工厂，也系浙江省首批未来工厂之一。

  有数据显示，未来工厂实现产品研制周期降低50%，生产效率提升300%，产品不良率降低0.8%，材料损耗降低30%，综合能耗降低5%，同规模产能用工人数减少三分之二。通过“中策-ET工业大脑系统”的不断自学习、自优化，公司产品的无硫料合格率以及加硫料合格率均有较为明显的提升。

  此番，中策橡胶计划募资48.5亿元投入到5个项目，其中预计投入17亿元的“高性能子午线G数字工厂项目”，即将新建绿色5G数字化工厂。

  “在轮胎行业，通过传感、工业物联网、大数据等数字化建设，能实现集数据采集、传输、分析于一体的数字化智能工厂，改变原有的传统轮胎制造企业经验驱动的决策管理模式，依托多维度数据分析工具与智能算法，能实现从产品研制、工艺、生产运行、设备监控等的数字孪生，到最终实现全过程自动化、全流程信息化、全领域智能化的目标”，中策橡胶如此表示。

  随着科技的快速的提升，安防行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有关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安防市场规模达到了3240亿美元，其中智能安防市场规模为450亿美元，同比增长30.26%，占全球安防市场的13.9%。，并持续保持着较快的增长速度。

  AI、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的不断涌现与应用，为安防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动其向智能化、高效化的方向发展。然而，传统安防系统面临着诸多痛点，如监控设备老化、功能单一、过分依赖人工、数据处理效率低下等，难以满足现代社会对安全防护的高要求。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安全的需求慢慢的升高，企图通过引进AI、物联网等技术，实现智能化的监控和管理，提高安全防范的效率和准确性。但目前以海康、大华为首的大厂提出的智慧安防升级方案，多是采用大规模设备更新的模式，如替换AI摄像头等，不仅需要大量资产金额的投入，还面临安装调试复杂、施工周期长等问题。

  基于行业洞察与技术积累，瑞驰提出以边缘盒子为核心的创新解决方案，即无需更换现有摄像头群组，只需接入边缘盒子，即可赋予传统摄像头AI识别能力，实现智能化升级。边缘盒子内置丰富的算法功能，支持人脸识别、全目标结构化、视频分析等多种应用，一机多能，无疑是智慧安防升级的更佳选择。

  边缘盒子采用存算一体设计，这使得边缘盒子能够更快地响应实时数据处理需求，基于AI算法对监控视频数据来进行实时处理和分析，一经发现不正常的情况自动告警，通知管理人员立即处理‌。同时，视频数据可实现自动存储，并按照业务场景自动归档，后期可直接搜索调用，保障数据管理的高效、可靠。

  更重要的是，与传统升级方案相比，瑞驰边缘盒子解决方案无须大规模更换AI摄像头，大幅度的降低了设备采购和安装成本。且通过利旧改造，充分的利用现有设备资源，避免了大规模更换硬件导致的资源浪费。

  以某智慧社区为例，该社区在接入瑞驰边缘盒子后，实现了对社区内人员和车辆的实时监控与智能分析。边缘盒子能够精准识别陌生访客和车辆，并及时发出预警，有效提升了社区的安全防范能力。通过接入边缘盒子，该社区的安全事件发生率降低了30%，管理效率提升了40%。同时，由于无需更换现有摄像头，社区节省了约50%的设备采购成本，真正的完成了降本增效。

  瑞驰边缘盒子以其高效、灵活、低成本的特点，为智慧安防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持。它不仅解决了传统安防系统的痛点，还通过技术创新为安防智能化升级提供了新思路。随技术的慢慢的提升，瑞驰信息将继续致力于边缘计算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推动边缘盒子在更多场景中应用落地。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

  近日，南通古腾数据有限公司成功获得了一项名为“一种网关壳体及物联网网关”的专利。这项专利的授权公告号为CN222301917U，申请日期为2024年3月，标志着南通古腾在物联网技术领域迈出了重要一步。随着物联网的快速的提升，设备的维护和管理已成为用户日常操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这一专利的推出有望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根据专利摘要，这种新型网关壳体设计集成了多个创新技术，核心的设计理念是在壳体上设置了一个维修口，并配套铰接了一个盖板。这种设计不仅使得操作人能快速打开壳体做维修，还能在维护完成后重置盖板，从而有效保护设备内部的电路和组件。

  南通古腾的这项新专利，采用了第一卡块与第二卡块的配合设计。当驱动机构驱动两个滑动块相对滑动时，盖板可以轻松又有效闭合维修口，同时第一卡块将顺利进入两个第二卡块之间。当需要打开壳体时，设备的设计师只需简单的操作，就能将盖板轻松移开。这一设计相较现存技术，实现了在打开和关闭壳体时的极大便利性，尤其适合需要频繁维护的物联网设备。

  物联网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市场需求持续不断的增加。近年来，伴随5G技术的普及与应用，物联网设备种类、规模逐步扩大，而对设备维护的需求也随之增强。南通古腾围绕这一行业难题，推出的便捷网关壳体无疑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解决手段。

  随着物联网产品的日益增多，用户在使用时也开始关注设备的维护便捷性，这种趋势无疑将为南通古腾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而这一专利的实施，会不会逐步推动物联网领域技术的更新与迭代呢？这一切仍需时间来验证。

  南通古腾数据有限公司成立于2024年，虽然是一家相对年轻的企业，但凭借其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专业背景，已在行业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前瞻性的市场洞察力与不断追求创新的企业文化，使得南通古腾能够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快速应对市场变化。

  企业注册资本150万人民币，实缴资本150万人民币，这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表明了南通古腾在相关领域的前期投入与发展决心。未来，随技术的逐步发展与完善，南通古腾也有一定可能会推出更多创新产品，逐步提升物联网产业链的整体性能。

  在智能设备日渐成为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的同时，如何推动技术与可持续发展紧密结合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南通古腾这一次的创新尝试，除了提高设备维护的便捷性，也为整个行业带来了深层次的思考，即设备设计应更加人性化，既要追求技术的领先，也要关注使用者的体验和设备的可持续性。

  在日常使用中，智能设备可能面临的挑战包括维护复杂、耗时长等，但通过南通古腾的这一专利，用户都能够更加高效地完成设备问题的排查和修复。便利性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也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减少了资源的浪费，有助于朝着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总的来看，南通古腾数据有限公司的这一专利不仅展示了其在物联网领域的创新能力，也为未来的技术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更多诸如此类的创新将不断涌现，推动市场向着更智能、更人性化的方向发展。

  在这场技术变革中，企业不仅要关注自身的发展，同时也要把握科技与社会需求的脉搏，以便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生存与发展。借助简单AI等智能工具，公司能够在自媒体创业、内容创作方面实现更高的效率与更广的传播，尽快抢占行业高地。通过不断学习与应用先进的AI技术，南通古腾也有机会在未来的竞争中走得更远！